楊明磊

方剛，王玲玲，楊明磊，中國青年研究，2010年第4期，60-63

該刊是：”全國中文核心期刊“”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核心期刊“”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來源期刊“CSSCI

  摘要：

    本文對北京和臺灣的大學生進行了封閉式問卷調查與半結構式訪談，發現受過性別教育的學生不僅更具有社會性別平等意識，也可具有生態意識，能夠理解生態與性別間不可分割的關係，能夠更清楚地認識到社會性別分工與生態之間相互作用的關係，也更多在日常生活中經常性地採取生態行為，並且主張將性別氣質差異在生態環保運動中更好地應用。作者因此提出，社會性別教育對促進生態文明起著獨特的貢獻作用，應該將性別平等的基本國策與促進生態文明的宏偉目標相結合。

關鍵字：

    生態意識，社會性別，大學生

在全球生態保護的浪潮中，生態與性別關係的問題近年受到格外的關注。在中國這一領域的研究仍然非常缺失，大學生群體對此問題的認知情況可以為我們思考如何推進生態建設與性別平等建設提供參考。

 一，研究的意義、目的與方法

中國共產黨的“十七大”上，胡錦濤總書記提出，把建設生態文明作為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鬥目標的新要求。[2]生態文明建設中，大學生的作用不容忽視。今天的大學生，就是明天的社會中堅力量，所以應該重視對大學生生態意識的教育。

同時，男女平等又是我國的基本國策。促進男女平等這一目標的實現，同樣應該從大學生做起。

本研究通過大學生對“生態與性別”這一特殊結合點的認知調查，希望瞭解大學生的生態意識與性別意識，及生態和性別結合關係的認知，進一步探討如何提升大學生的生態與性別意識。這樣的研究，可以為進一步從性別角度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提供借鑒。因此，無論從促進生態保護、推動性別平等，還是大學生乃至公民教育的角度看，都具有開創性。

本研究選取北京林業大學學生，以及臺灣淡江大學學生進行封閉式問卷調查與半結構訪談相結合的方式。回答問卷的學生中，北京為186人，臺灣為146人。其中男性為44.6％，女性55.4％，兩地性別比構成沒有明顯差異。在封閉問卷調查的基礎上，我們又選取兩地學生各20人，其中受過性別教育與未受過性別教育者各為10人，進行了半結構式訪談，以補充封閉式問卷調查的不足。

二，性別教育提升對生態與性別關係的理解

封閉式問卷的結果，清楚地呈出了性別教育直接影響學生生態與性別意識。

回答封閉式問卷的北京學生中，有34%上過社會性別方面的課程，或自認為接觸過社會性別方面的理念，其中79%認為生態與性別有著密切的關係；臺灣學生中，73%的學生上過社會性別的課程或接觸過社會性別理理念，其中83%認為生態與性別關係密切。這一調查數學沒有明顯的地域差異，也沒有明顯的性別差異。

兩地沒有上過社會性別課程或自認為接觸過社會性別理念的學生中，均只有約20%的學生認為生態與性別有關係，兩地沒有明顯差異。

這一數字顯示，接受過社會性別教育的學生，更具有社會性別敏感度，對於生態與社會性別的關係有清楚的理解。

我們隨後的半結構式問卷進一步證實，兩地學生上過的社會性別課，均沒有，或幾乎沒有直接涉及到生態與社會性別關係的論述。但是，這並不影響這些學生在具有了社會性別的分析視角之後，能夠敏銳地覺察到生態與社會性別的關係。

關於性別與生態環境的關係，西方學術界已經積累了一些研究成果。女性主義生態學從女性的視角看待自然和環境，認為人類對自然的貶低，與對女性的貶低之間，有著內在的聯繫。所以解決生態危機的辦法，是建立一種男人與女人、人與自然之間和諧相處的新型關係。[3]社會主義生態女性主義學者從根本上反對資本主義父權制及其所產生的各種對於環境具有破壞性的思想，認為當前西方父權制式的不可持續的經濟發展模式加深了對女性與自然的雙重統治，並從女性視角提出了人與自然之間互惠的可持續的經濟發展模式，主張男人和女人都應以生存必需為視角，消除所有威脅毀滅地球的實踐和制度，極力宣導人們過一種盡可能簡單的生活，以盡可能少的消費來達到保護自然的目的。生態女性主義探討女性與自然的被剝削與被壓迫，其根本指向的是性別、環境與發展等問題之間的意識形態的關聯性。只不過，生態女性主義的根基是建立在女性主義理論基礎之上，借助女性主義關注生產、撫育、關懷等活動闡述自然環境、社會環境等。[4]

具有性別意識的學生，更清楚這種性別與生態的關係。比如T14[5]，認識到父權社會女性與生態同樣處於受壓迫的地位，認識到女性與環保的天然聯繫，與生態女性主義的某些觀點相一致。她寫道：“有句話說：大地是我們的母親。也因此身為女生可能就會有種莫名的使命感，想要去守護我們的環境，進而去帶動男性一起守護大地。而且在以前父權社會下女性地位受到壓榨，所以在現今女性也想做出什麼來表示行動，不再當受迫的一方。所以有越來越多的女性組織成立，理所當然關懷環境生態的團體也陸續出現。會去關懷動物，幫助流浪或受傷的動物，希望大家不要破壞土地，並去掉物質商品主義，減少需求，讓一切回到自然環保的面貌。而且現今科技發達，資源也越趨浪費，人們理所當然的毫不節制，我想如果這時如果由女性站出來發聲，有母親的溫暖感覺，心裡覺得有依歸，社會或許也會受到感召並抱有認同感且更願意付出。”

雖然也有一些沒有接受過社會性別教育的兩地學生認為生態和性別有關係，但是，他們對於兩性與生態關係的理解，通常僅僅停留在基於生理性別的差異認識，甚至會出現指責女性的情況。而上過性別課的學生，則能夠認識到女性的社會性別角色也是文化建構的，從而在更深層次上理解生態和性別間的關係。

比如，三位沒有上過性別課程的同學便認為女性對生態的影響大於男性。B6說：“女性洗澡頻率往往比男性大，洗浴時間也更長，隨之而來的就是水資源的不必要浪費。”T6說：“女士平日的各類化妝品同日用品上都會對環境構成一定影響”。 B12說：“根據市場調查顯示，女性相較男性來說，更青睞使用美容保健藥品、化妝品，也更喜歡獸皮的衣物、象牙制的飾品。而這些商品的原料許多都是取自野生動物。”而在我們進行的半結構式訪談時，那些上過性別課程的同學卻清楚地指出，即使現象如此，也不應該簡單地指責女性，而應該注意到這些現象背後的社會性別機制的建構。比如，為什麼女性要洗浴更長時間？為什麼女性更追捧動物製品？女性“愛美”的現象背後是社會性別刻板印象對女性的要求使然。

需要說明的是，兩岸生態環保運動與性別平等運動的歷史和現狀都有一定差異，臺灣在生態運動和性別平等運動方面都走得比較早，所以即使是沒有學過社會性別課程的臺灣學生也會表述說，他們通過其它途徑，比如說大眾傳媒，對於生態與性別的關係有所瞭解。所以，在同樣的群體中，臺灣學生的生態行為略高於北京學生，但並不構成統計學上的明顯差異。

三，性別教育促進對性別分工與生態相互作用的認識

在家庭領域和工作場所，傳統的性別分工決定男女兩性對生態的影響是不同的；同樣，生態環境變化對兩性的影響也存在差異。

正如B3所說的那樣：“在一個家庭當中，女性在家做家務的機會較多，女性在日常生活中注意節約資源，就會對整個社會的生態保護有重要意義。”T9認為：“雖然現代社會推崇男女平等，但大多數家庭的家務仍由女性承擔。家庭生活垃圾是總垃圾的重要一部分，如果女性的環保意識較強，在做家務時做好垃圾的收放、分類和處理工作，對環保是很大的貢獻。還有家庭節約用水用電用紙，買菜購物使用環保帶，不使用一次性碗筷等，使資源得到合理利用，將是環境保護和生態保護的又一大福音。”女性作為孩子撫養者的主要角色也受到注意，T7說：“女性更多帶孩子，如果女性的環保意識較強，那麼她的孩子甚至全家人在這方面都將做得更好。”

工作領域也是一樣。B14說：“在我的印象中，小學的絕大部分老師都是女性教師，好像幼稚園裡的都是女性，女性教師如果可以從小就對小朋友灌輸保護環境、生態這樣的思想的話，或許成效會不錯，因為很多事情，從小做起，從小抓起，會是一個好的開始。”T8認為：“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越來越多的女性加入到各行各業的工作中。城市的職業婦女在紙製品的減少、再利用與回收和垃圾分類、辦公區和公共場所禁止吸煙等環境保護、節約資源方面可以發揮重要作用。臺灣農村有4.8億婦女，70％的家庭種植和養殖業是由婦女承擔的。婦女在農業生產過程中能否兼顧環保的要求，開源節流，不以破壞生態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效益的提高，對於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也非常關鍵。”

此外，北京和臺灣接受過社會性別教育的學生，均普遍能夠認識到，女性是生態環境惡化的首要受害者。北京受過性別教育的學生中的65%，臺灣受過性別教育的學生中的74%，均認為傳統的社會性別角色分工，使女性成為這樣的受害者，性別不公正的父權體制應該對此負責。

B3說：“由於女性更多地承擔家務勞動，化學洗滌用品、水污染、食品污染等更直接地傷害她們。即使同樣在工作場所，由於工種的不同，男性和女性受到的影響也是不同的。比如在一些鞋廠、皮革廠等，一線女工占90% 以上，她們直接接觸到苯等有毒物質，車間濃度如果規定標準將大大影響到女職工的身體健康，嚴重到已造成人員死亡的事例也並不罕見。此外，其生活環境、伙食衛生等條件也很差。大部分企業的女工不同程度地接觸到塵毒、雜訊、高溫等危害。”來自農村的同學B11認識到：“砍伐、水產養殖業和工業對生態系統的破壞已經將其難以承受的後果加在了女性，特別是農村婦女身上。例如，在一些鄉村，環境惡化造成水資源枯竭或是受到了工業廢物的污染，因此，婦女和女孩子們就不得不到更遠的地方去打飲用水。同樣，對海洋棲息地和漁場的破壞也威脅到了那些不能從工業和剛剛起步的水產養殖中獲得較多收益的家庭，這些也增加了婦女本已繁重的工作量。污染的空氣和水引起家人得病也要求婦女付出更多的關心和照顧。”此外，也有同學注意到：女性作為生育者和孩子健康的主要照看者，環境的惡化和污染對她們健康的傷害還將影響到下一代人。

四，性別教育促進生態行為

封閉式問卷的另一個結論是：受過社會性別課程教育的學生，其日常生活中更經常採取生態行為（如隨手關燈和電腦、關緊水龍頭、不使用超薄塑膠袋等）的比例遠高於沒有受過社會性別課程教育的學生。其中受過社會性別課程教育的學生中經常採取生態行為的北京學生為69%，臺灣學生為78%；而沒有受過社會性別教育的學生中，經常採取生態行為者北京為37%，臺灣為48%。受過性別教育並經常採取生態行為的學生，並沒有明顯的性別差異。而沒有受性別教育卻採取生態行為的學生，女生為60%（北京）和65%（臺灣），男生為40%和56%。這一組數字告訴我們：受過性別教育的學生，無論男性還是女性，都更經常採取生態行為，性別的差異在這裡趨向消失。而沒有受過性別教育的學生，女生遠較男生更經常採取生態行為，總體而言更少經常採取生態行為。

這實際顯示了性別教育對生態環保行為具有很強的促進作用。從女性主義生態學的視角，非常容易對此做出解釋。按著女性主義的解釋，性別不平等的機制是一種所有社會不平等的根源，包括人與自然之間的不平等關係。而具有社會性別意識的人，則可以在顛覆性別不平等的過程中，也自然地挑戰和化解了其它的不平等。正如女性主義生態學主張的，人類對自然的貶低，與對女性的貶低之間，有著內在的聯繫。建立一種男人與女人、人與自然之間和諧相處的新型關係，有肋於解決生態危機。

學習過社會性別課程的學生，也能夠更清醒地認識到性別氣質與生態的關係，並且主張在生態環保實踐中，重視性別差異，發揮性別差異的優勢推動生態保護。

B11說：“在宣傳方面，女性比男性更有熱心，更具吸引力，宣傳效果會更好，更有居委會老大媽熱心腸可以在監督管理方面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在制定決策時，女性所關注的和男性有所差別，可以幫男性更好的完善保護方案。女性更加敏感，可以更準確的區分地域之間的差異，從而進行更好的研究。”B29認為：“女性無論是形象、語言或是動作，有親和力的比例都比男性大。所以在做宣傳環境保護和生態保護時，女性更有說服力、影響力，更能打動人心，號召大家積極參與環保事業。”T3認為：“女性可提出精細的保護計畫，並由對身旁周遭的瞭解，提出欲保護之細項與實施方法，加上特有的耐心，不但能將計畫維持，更能說服更多的人，除此之外，由於女性之間組織力與消息流通更是發達，因此若利用彼此之間的交流而達到制約的成果，阻止任何傷害環境之行為，更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女性在環境保護與生態保護上，應能產生較多的貢獻，畢竟，不論是環境保護或生態保護，需要最多的，便是持續下去的動力。”

五，總結與啟示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性別教育不僅可以促進大學生提高社會性別敏感度，具有社會性別平等思想，而且這種思想可以直接對他們的生態態度與生態行為發生影響。

接受過性別教育的大學生，比沒有接受過性別教育的大學生，更清楚地認識到社會性別是一個分析視角，可以用來分析所有的社會問題，生態也不例外；社會性別的影響無所不在，生態也不例外。接受過性別教育的大學生，他們能夠超出單純生理差異的視角，從而對兩性與性別關係背後的實質有更深刻的瞭解，採取正確的態度。

受過性別教育的大學生，更加清楚地認識到社會性別分工與生態存在著互動關係。傳統的社會性別分工決定著男女對生態的影響不同，而生態變化對男女兩性的影響也不同，女性往往成為生態環境惡化首當其衝的受害者。這有助於這些學生增強社會性別平等意識，認識到女性在社會中承受的重要角色與她們的弱者處境。

受過性別教育的大學生更多地經常從事有助於生態環境保護的行為，而且也能夠注意到性別氣質差異對生態環保行為的影響，並且主張利用這種差異推進生態保護。

本研究給我們的重要啟示是：

1，雖然兩岸存在著一定的文化和歷史差異，雖然本研究調查的大學生存在著性別差異，但是，地域與性別差異對上述性別與生態關係、生態意識、生態行為的影響並不存在明顯的差異，而是否受過性別教育則明顯影響著大學生的生態意識和生態行為。

2，性別教育不僅有助於提升公民的社會性別平等意識，還有助於提升公民的生態意識，推進公民採取生態行為，促進生態文明的建設。所以，性別教育的重要性不容忽視，至少從大學階段就應該加以普及。

3，環境問題和婦女問題都不是孤立的，尤其是在全球化的今天，我們必須立足於一種新的發展觀，把兩者及諸多社會問題有機地結合起來，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作為我國基本國策的性別平等，與建設生態文明的偉大目標相結合，將起到事半功倍的成效。

   本文為北京林業大學青年科技啟動基金專案“女性／社會性別研究促進中國生態建設作用的研究”（編號：BLX2W8031）的成果之一。

方剛：北京林業大學人文學院心理學系，副教授

王玲玲：中國傳媒大學媒介與女性研究中心，碩士研究生

楊明磊：臺灣淡江大學心理諮商系，副教授

[1]方剛，北京林業大學人文學院心理學系副教授；王玲玲，中國傳媒大學媒介與女性研究中心碩士研究生；楊明磊，臺灣淡江大學心理諮商系副教授。本文為北京林業大學青年科技啟動基金專案“女性／社會性別研究促進中國生態建設作用的研究”（編號：BLX2W8031）的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