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明磊

楊明磊（2003）SARS經驗與學校輔導工作的反省。「寫意」通訊（電子報），第40期，教育部訓委會—北區大學院校輔導工作諮詢中心發行http://140.115.183.140/north/epaper/40/40_200309_4.htm

    在多元典範的世界裡，一個試圖理解現象的重要前提是需要回身檢視自己的「立場」，即我們不僅需要看見現象，也需要知道我們是站在怎樣的位置/立場上來理解這樣的現象，以SARS為例，如果站在「醫療衛生」的立場來看，則我們會把SARS的相關經驗置入於發生﹑流行﹑感染﹑治療與防護等等範疇中，形成一系列有關如何防治SARS「疾病」的知識；然而如果站在「社會體制」的立場來看，則我們將有機會發現政府﹑政策﹑決策﹑文化價值與歷史傳統等等結構單位如何在此次SARS經驗中介入與發生影響，以及涉身其中的人們與各種組織如何在此過程中感受﹑行動與轉變。從醫療衛生的立場認識SARS可以讓我們建立對SARS的相關知識與增進治療技術，從社會體制的立場理解SARS雖不必然能增加治療技術，卻可以豐富我們對SARS與人及世界關係的體會。

    從社會體制的立場來理解此次SARS與學校輔導工作的交互影響經驗，筆者認為可以看見幾個有關現象：

    SARS不僅是醫療問題，也是社會問題，因其不僅影響人們的身體健康，亦衝擊整體社會人心的安定與既有秩序，故對SARS的介入就不僅是對「疾病的防制因應」，亦需要針對SARS所帶來之社會心理衝擊做處理。

    SARS所帶來的社會心理衝擊不僅包括人們對此疾病之直接的恐慌焦慮，亦包括各種行政處理措施所帶來之直接間接的影響。

    對疾病的恐慌焦慮源自於

  （1）對SARS的不瞭解

  （2）對SARS致命與感染可能性的不合理焦慮

   （3）合理的擔憂

   （4）媒體與眾人集體情緒感染。

    其中前兩者需要協助，第三項應予認同，第四項則可透過一般心理團體或共同的公開述說。共同的公開述說之形式則可包括與SARS有關之人物﹑事件及議題的紀錄片拍攝與播放，個人心理歷程的公開發表（徵文，網路討論區，轉寄EMAIL等），訴說人們心境或鼓舞人心之流行樂曲傳頌，對各種重要心理經驗如失落擔憂害怕之儀式活動等等。

    行政處理措施所帶來之直接間接影響包括：

  （1）直接措施帶來的心理影響，以隔離為例，包括（A）遭受隔離本身的人際隔絕壓力，（B）因遭隔離而被他人貼上標籤或遭到親友排擠，特別是第一線人員更會覺得自己已經是冒著生命危險去協助他人，結果卻還遭到自己家人排斥誤解，甚至被迫分床分房分居（C）隔離期間因不確定是否患病而如同等待死刑宣判等等；

   （2）因直接措施執行粗糙帶來的心理影響，例如在校門口委派工讀學生量測體溫，卻未給予工讀學生適當防護設備，一旦有人發病體溫升高而在進校門時與工讀生接觸，則此一工讀學生將很可能遭到感染，使得工讀學生必須提心吊膽地擔負重任。此種因執行粗糙帶來的心理影響應從行政措施的執行精緻化改進，而不應寄望於事後由諮商人員安撫。又如隔離措施的猝然執行，使突遭隔離者感到不為當局信任，被假設為會逃跑的一群，且因無法妥善安頓相關事務而陷入各種慌亂情緒，此種心理衝擊亦應由行政當局高層出面說明與透過進一步配套措施逐漸消解，同樣不宜由諮商人員直接介入。

    行政措施的決定及執行帶來的心理影響，透過行政的改善遠比個別的心理諮商更有效，因而心理諮商人員在此種處境中需要扮演行政當局制訂政策時的顧問與提醒者，主動爭取成為決策團隊的一員，為各項措施可能帶來的心理影響提出事前評估與事後處遇計畫，讓各項政策在制訂時即能考慮對人們的心理衝擊，並在執行時透過行動的精緻化與人性化，有效減少負面情緒。

   （3）措施的間接影響：例如許多行業因隔離造成生意蕭條，因蕭條而影響生計；在校園中則是部分兼職諮商老師多項活動因SARS取消而收入頓減，進而影響其職業安定感，或學生因遭隔離而影響課業社團，體育績優學生因無法持續練習而影響成績等等。

   （4）「生手專家」的諮商人員：由於SARS對整個台灣甚至全世界來說都是全新的經驗，在初期幾乎沒有人是專家，沒有人真正知道問題在哪裡？需要注意什麼？可以怎麼做？大家都在摸索嘗試，然而在社會大眾與行政當局的殷殷期盼下，各領域的專家被迫需要在自己也一知半解的處境下提出各種大眾教育安撫方案，成為所謂的「生手專家」，醫療界如此，行政單位如此，諮商界也是如此，多數「面對SARS的心理調適策略」是在缺乏充分實做經驗下套用壓力因應﹑危機處理﹑創傷處遇模式，如此的大環境急迫性讓生手專家們沒有機會說：「其實我們也不懂，我們也很慌亂」，而必須帶著自己的不安硬是挺起腰桿承擔大眾的不安。

    （3）（4）兩項較屬間接影響，因不涉生命安全而在SARS危機初期無法被重視，但是值得在危機逐漸緩解後受到注意，重點在於許多人雖然受到影響卻因為不是SARS的直接受害者而在當時甚至事後皆未受到關切，以及做為助人者的諮商﹑教育及行政人員的「助人者」與「照顧者」角色過於鮮明，使得他們做為「受害者」與「受影響者」的心情無處安置，間接強化專業枯竭（burnout）的可能。此外，「生手專家」的特點在於，由於對自身領域知識的熟習而成為專家，但因缺乏對眼前議題（如SARS）的田野經驗與實務經驗而成為生手，做為生手的焦慮可能使專家過度依賴原有領域的知識，大量套用原有領域的理論概念於眼前議題，使得眼前議題被專家硬性以原有知識歸類分析，一方面讓此議題的特殊性遭到忽視，另方面則讓對議題的因應策略與在地田野經驗脫節。以諮商為例，當諮商專家因為對SARS帶來的實際人心影響瞭解有限，但行政系統﹑社會期許及自我使命感會逼使諮商專家必須立刻提出解決方案，使得諮商專家們開始大量套用諮商原有之各種壓力﹑危機與創傷處遇模式，以分析﹑歸類﹑預測﹑解釋人們對SARS的心理反應，這一方面使得一些原本並不適合以現有知識分類解釋的心理反應可能在此過程中被以舊知識硬性劃分，一些人們的特殊經驗因被硬性套用解釋而遭誤解或邊緣化；另方面則可能因為專家以套用舊有知識於SARS新經驗時確實也發現某些成效，增強了專家繼續倚賴舊有知識的行為，進而更加忽視自身做為田野經驗新手的不安，也讓需要以新觀點理解的當事人心理經驗繼續被誤解或忽視。

    故對當事人，意味著諮商人員除了需關切直接受害者，亦需留意間接的受影響者，以及重視那些需要用新觀點才能正確理解的特殊心理經驗；對於諮商人員，則除了「諮商師要照顧別人也要照顧自己」的耳熟能詳呼籲，以及各種強調human-doing的知能訓練外，也要有適當組織或心理/物理空間提供諮商同儕從human-being的位置來面對自身的不懂與不安；對於諮商知識則更要不斷反省自問，是否舊有理論足以解釋眼前的一切？眼前的SARS田野經驗是否有需要採用新觀點或建立新知識才足以正確認識的地方？

    換言之，我們除了問：「對於SARS經驗可以做些什麼？」也需要問：「從SARS經驗中我們可以學到什麼？」